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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只拥有勤奋

作者:  指导老师:  发布日期:2018-07-17

  最近我将短期出国。出了嫁的女儿闻讯赶来,替我准备行装,打开衣柜,扫了一遍,说:“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呀!”于是,她拉着我,到一家大商场,买了一件大衣,一件粗呢西装,一双皮鞋,一副手套,以及帽子、围巾等,总共花了2000多元,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奢侈的一次。其实,孩子说我“什么都没有”,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。看,居室依然是粗糙的水泥地,除了五个书柜和一张大床之外,几乎没有别的陈设;写字桌上的一台电脑,还是一位好友新近送的,说是要让我也稍微现代化一点。

  然而,也有一些熟人对我的评价恰恰相反。记得1979-1981年间,当时就有同事善意地对我说:“你什么都有了,又入党,又出国。”是的,托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之福,我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后在研究所里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学者;接着还奉派出国,首次在国外工作了两年。1987-1988年以后,又有友人提醒我:“你什么都有了,还评上了研究员(教授),又当上了所长。”

  倘若问我自己的感觉如何,可以归结为一句话:我既不是“什么都没有”,更不是“什么都有了”;我拥有的,只是勤奋。

  遥想1960年我从上海某大学毕业来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,顿时感到压力倍增。在孙治方所长领导下,我被指定研究西德经济。当时既不懂德文,也不大会其他外文。我的同事有的在1949年前曾留洋欧美,有的则在解放后留学苏东,而我却来自国内的一所二三流学校,学的是“肥皂和糕点不宜摆在一个货架上”之类的专业;加上我出身于“黑五类”中的某类,时时感到自愧不如。在责任感、紧迫感和自愧感的驱动下,我像卒子过河,别无退路,只有勤奋学习一途。头三四年,我几乎没有一个晚上是在11点前休息的。我很快在一年之内掌握了俄文和德文,后来用它翻译了多本学术著作。第二年就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有关西德农业的文章,让长期病瘫在床的父亲兴奋了好一阵子。

  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我28岁。这场“运动”耗去了我最宝贵的3650天年华。无奈之中,我只好从事阅读和翻译,因为这些可以随时拿得起、放得下。当时我家五口三代人挤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房屋里,星期天只要不下雨雪,我几乎每次都带着小板凳到附近的日坛公园,伏膝翻译书稿,《西欧国家的农业工业化》等书就是这样译成出版的。

  最近这20年,是我一生中的春天。我完成了总共大约300万字的写作,还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,欧洲研究所所长;被选为中国欧洲学会会长。

  回顾在研究所度过的38年,我可以自慰地说,我用勤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的不足。这种勤奋,给我带来一些成就和喜悦,也给我带来了一生充实。在虎年来临之际,《中华英才》要我提供一段文字,我没有文采写出“虎文”,谨此向青年朋友表达我的心声,切忌“天下才共一石,本人独得八斗”,勤奋比天赋更重要。

  写于1998年春节,2004年12月重抄

  裘元伦

  二〇一一年十月